实际上,在钟、顾二人民众学校课程标准草案形成之前,赵冀良已有成熟的设计,在《教育与民众》(1934年6月28日出版)发表自己对民众学校课程标准的看法,很奇怪的是,他作为理事会指定的民众学校课程标准编制委员会一员,文中称“去年中国社会教育社在济南开第二届年会,组织民众学校课程标准编拟委员会,着手编拟课程标准,贡献教育部采纳。所以民校课程标准,到现在还在问题中呢!这的确是一个伟大而又困难的工作,作者不敏,愿贡一得之愚,请求全国社教同志指正”。他认为民众学校须注意如何造成建设力量、如何唤醒民族意识和如何增高教育效率三大问题,而这三大问题的解决,平教会出版的著作中有明确答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出版的《学校式教育工作》中对于上列三项问题曾有详细的论列”;而他编制的初级民众学校课程标准说明,“本课程以文字训练、知识陶冶及精神训练为目标;本课程分为语文、唱歌、时事概要、秩序训练、学生活动五科。语文课包括注音符号、民众读本、民众读物、习字、作文五门”。[76]可以看出,完全是平教会在定县实验的翻版。如果说赵冀良作为平教会干事,未能像钟灵秀等就职于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的便利,探知教育部正拟颁布《民众学校规程》、课程将有变动的信息,但细查赵冀良拟定的民众学校课程标准,教育部1929年就颁布的《民众学校办法大纲》中的课程规定,并不在他参照之列。由此可推测,钟灵秀在拟定草案期间上演“独角戏”的内在动机,各委员分散各地不易联络只是表面原因,或许各自参照系不同才是主因。为避免类似社会教育地位问题的分歧过多再次上演,钟灵秀联合同事顾氏“独立操刀”,后期仅将观念接近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甘豫源、马祖武、冯国华列入,毅然舍去平教会的赵冀良、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杨效春,或许是其时能做的最好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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