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讲到这里，被掌声所打断了。这种以三套马车作为比喻的嘲弄方法受到了欢迎。固然，掌声只有两三下，所以连首席法官都认为用不着对观众进行“离开法庭”的威吓，只是严厉地朝鼓掌人的方向瞪了一眼。但是，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仍然受到了鼓舞，因为之前从来没有人对他鼓过掌！一个多少年来谁也不爱听他说话的人，现在竟突然有了使全俄侧耳倾听的机会！
“其实，”他接着说，“这卡拉马佐夫一家究竟是怎么回事，居然会值得突然间这样悲惨地闻名全国？也许我过于夸大其词，但我觉得在这个家庭的画面里，似乎现出了我们现代知识社会的一些共同的基本因素，倒并不是所有的因素，而且只是极小的一点实例，像‘一滴水中见太阳’似的，但总是反映出了一点什么，显露出了一点什么。你们看这个不幸的、放浪淫荡的老人，这个‘一家之主’，那样悲惨地结束了他的生命。一个世袭的贵族，以穷食客起家，偶然通过意料之外的婚姻关系，弄到了一笔不大的嫁资。他本是一个小骗子，一个会拍马的小丑，有着从娘胎里带来的、并不见得太薄弱的智力，而且更主要的还是一个放高利贷的人。随着岁月的逝去，随着资本的增加，胆子也越来越大了。低声下气和逢迎拍马的性格不见了，留下来的只有好嘲笑的、恶毒的犬儒主义和色情狂。精神方面的一切已经消磨殆尽，但对于生活享受的渴望却十分强烈。结果是除了情欲的享乐之外，他再也看不见其他生活的目的，并且也这样教导他的儿子们。他没有一点做父亲应有的道义责任。他笑他们，从小把自己的孩子放在后院里，并因为有人带走他们而高兴。他甚至完全忘记了他们。老人的全部道德原则就是apr é s moi led è luge[3] ，这和公民责任的概念正巧相反，完全和社会脱离，甚至仇视社会：‘哪怕全世界着了火，只要我一个人好就行。’他觉得这样很好，他十分满意，他渴望再这样活上二三十年。他欺骗自己亲生的儿子，始终扣住儿子的钱，儿子的母亲的遗产，就用这钱抢夺他儿子的情妇。不，我不愿把替被告辩护的责任让给那位从彼得堡来的多才多艺的律师。我自己也要说出实话，我自己也明白他在他儿子的心里酿成的一团怒火。但是，够了，关于这不幸的老人的事情说得够了，他已经得到了惩罚。但我们要记住，他是父亲，现代的父亲之中的一个。我说他是许多现代的父亲中的一个，会不会使社会感到侮辱？哼，要知道，现代的父亲中，许多人只是不像这个人那样公开说出一些无耻的话，因为他们受过比较良好的教育，比较文明，但实际上，他们的哲学几乎是和他是一样的。就算我是悲观主义者，就算是这样吧。我们已经预先说好，你们会原谅我的。我们预先约好：你们可以不相信我，可以不相信我。我说我的话，你们不必相信。但是你们一定要让我把话说出来，无论如何，其中的某些话你们是不会忘记的。现在你们看这个老人，这位一家之主的孩子们：其中有一个正坐在被告席上，面对着你们，关于他，要说的话还在后面。至于别的孩子，我只是顺便说两句。另两个孩子，年长的是那些现代青年中的一个，受过极好的教育，有着极聪明的头脑，但对一切都没有信仰，否定和抹杀世间许许多多的事物，正和他的父亲一样。我们大家都听过他的言论，他在我们的社会里受到友好的接待。他并不隐瞒自己的意见，甚至正相反，完全相反，正因为这样，才使我此刻有勇气多少坦率地谈一谈他的事情，自然不是把他作为个人，而只是把他当作卡拉马佐夫家庭中的一员来看。昨天，有一个和本案极有关系的人，一个有病的白痴，在城郊自杀身亡。他是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仆人，也许还是私生子。他姓斯麦尔佳科夫。他在预审的时候，神经质地流着眼泪对我说，这个年轻的卡拉马佐夫，伊凡·费多罗维奇，那种精神上的放荡不羁如何使他感到害怕：‘据他看来，世上无论什么事情都可以被容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