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在《风俗论》的开头，批评波舒哀的世界史忽略了东方世界的历史：“这位伟大的作家在描述建立了如此强大的帝国和繁盛的宗教的阿拉伯时，就好像他们是四处泛滥的野蛮人。他为埃及粉饰，但轻视印度和中国，而后两者至少和埃及同样古老，也同样重要。”伏尔泰缩减了欧洲史的篇幅，并解释说“当人们想要了解我们的祖先凯尔特人时，必须追溯到希腊、罗马，而它们都比亚洲国家要晚得多”。因此，尽管伏尔泰拒绝深层时间的概念，但他通过将基督教叙事放回丰富多彩(基督教不一定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之中，从而实现了基督教叙事的去中心化。
尽管伏尔泰将历史完全转向世俗，并拒绝像波舒哀那样去追寻人类世界中各种事件背后的神意，但他对于历史中的因果关系和发展过程仍然有些含糊不明。他只阐明事件的自然原因(相对于超自然),却并未涉及总体模式。例如，在评论十七世纪威尼斯附近地区(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的落后状况时，他放弃了具体分析，只作出了总结：“人类自我开化和社会自我完善的过程是多么缓慢而艰难啊!”他认为在某些特定领域(艺术、科学)和特定时刻(也许正是他所处的时代)发生了进步，但是他从未尝试建立一套自己的历史发展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