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至半路，我突然想到，他拿麻绳吊着主席像，难道不是寓意着要吊死伟大主席吗？这可是赤裸裸的反革命现行。他是我恩师，可如今，就是我亲生父母，也需要我大义灭亲。
“很快，老师以反革命罪被抓，戴了帽子，挨了批斗。可他生来文人傲气，死活都不愿承认自己的反革命罪行。伴随着局势越发动荡，在许多人都被拉去批斗后，他也就自然而然成了学校反革命集团的头头和顽固分子。为了逼老师承认这个莫须有的反革命集团，气急败坏的他们对我老师用了刑，这种刑便是‘贴加官’。”
老人原本佝偻着的身子陡然挺直前倾，定格了几秒，又重重地砸向椅背；搭在腿上的双手，紧紧绞在了一起，竭力控制着双手的颤抖，或者说，全身的战栗。
见此，我起身，走到他身边，半蹲了下来，试图通过拉近距离，来帮助老人平静下来。
就这样，不知道过了多久，老人才再一次开了口。
“一九七六年，老师获得平反，从改造监狱里出来。听到这消息后，我高兴得不得了，可高兴归高兴，我还是始终不敢踏进老师家门一步。
“再后来，传来消息，老师病重，并让人捎话给我，让我去一趟他家。
“那一日，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迈进老师家门的。想当年，老师的家庭也是书香门第，可如今却是家徒四壁。干瘦的他，像是个十几岁的孩子，裹着一床辨不清颜色的破棉被，缩在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