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文《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叙，以历史发展的角度叙述了集部总集、别集、诗文评等类的演变历程。按照刘师培的观点，六朝之前，文集名称并未确立，《汉书·艺文志》记载颂、赋、诗一百家，都不曾言集。文集之称，开始于梁阮孝绪《七志》。集部主要收集作家的散文、骈文、诗、词、曲和文学评论，《四库全书》将其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五类。《隋书·经籍志》集部分楚辞、别集和总集三类。叙文提到，集部分类中，楚辞最早，别集次之，总集次之。楚辞之所以被单独列为一类，是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楚辞》为士人必读之书。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于原道、征圣、宗经、正纬之后，将明诗和辨骚并举，认为“诗骚”是一切文学的本源，而“骚”正是指楚辞。“在七略转变为四部之后，有两个比较大的改变，一是史部单出，二是集部扩张。”[45]唐代末期随着雕版印刷的发展，刊刻变得简单，文集数量也迅速增加。在此情形下，集部也逐渐由只收录诗文转变为某一作者的文字总汇，也因为此，导致了叙言所谓的“四部之书，别集最杂”。集部总叙还提到“门户构争之见，莫甚于讲学，而论文次之”，认为讲学会形成派系，这对国家无益；而写作者会用手中的笔相互攻伐，这也会搅乱国事，同时给出了其中的缘由：即讲学一定要明辨是非，而明是非必会涉及政治，和政治的派系站位相关联，因此是祸患最大的；文人往往只是希望以诗词文章获得名誉，这对国家的祸患相对小点，但是仍然无法消除彼此文辞攻伐带来的移风变俗的危害。因此，应该清除成见和宗派情绪，“一准至公”。总之，整个集部叙文尽管在政治评论方面还存在时代局限，但是在学术思想的梳理，版本目录的考订等方面仍然显示了极高的学术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