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中西交融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阐释中学，那么刘师培在征引西书时有自己的重点所在便很可理解了。在他所引用的西方、日本学术著作中，社会学方面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群学肄言》、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历史学方面白河次郎、国府种德的《支那文明史》、拉克伯里的《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哲学方面约翰·穆勒的《穆勒名学》，皆多次被征引，反复用以说明中国学术上的若干问题。相对而言，政治学、经济学、文学著作虽被引用，但较少用以阐释与该学科相关的学理问题。此可见出刘师培吸纳西学的重点所在，即社会学、历史学、哲学是被吸纳的主体。应该说，这是一个以中国古典学术为根基和归宿的学者的必然选择，是一个经学家兼革命者的必然选择。
二、社会学新知与小学旧统
社会学是形成于19世纪中叶的一门新兴学科。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是社会学的创始人，他在《实证主义哲学大纲》一书中首次使用了“社会学”一词。随后，英国学者赫伯特·斯宾塞发挥了他的学说，建立起自己的社会学体系，成为19世纪下半叶西方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中国学者在清末引入西方社会学，首先系统介绍的便为斯宾塞学说，如前已提及严复所译斯宾塞《社会学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名为《群学肄言》（“群学”亦是当时对社会学的称呼），马君武所译斯氏《社会学原理》等。斯氏学说之所以先于孔德被引入中国，恐与其所阐释的进化论密切相关，